几周前，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一则消息迅速刷屏：佩斯北京宣布关闭其位于798艺术区的展览空间。7月8日《Artnews》的一则采访里，佩斯画廊的创始人Arne Glimcher谈到：“（我们）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再做生意了，而且一段时间以来就已经是这样”。Glimcher将生意陷入僵局的原因部分归于中美贸易争端引发的艺术品关税提高，部分归于经济大势的逐渐低迷。这一切令人不禁回想起11年前的夏天，就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一周，佩斯北京以“相遇”为名的开幕展览上，一种对于未来的集体兴奋和期待在充溢，如同派对上冒泡的香槟，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谈笑风生的村上隆和托尼·布莱尔。一些人曾经真心以为他们庆祝的一场不会落幕的婚礼：早在彼此渴望的东西方市场终于在此相遇并结合为一体，巨大的生意空间将给所有人带来机会——当然，钱可以促成一段婚姻，也可以拆散它。

所幸钱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佩斯对于北京也不仅是一个艺术市场的景气指标，它还寄托着本地艺术圈对于未来的某种期冀：从此，在这里发生的当代艺术可以更多被看见，更好地被接受。佩斯亚洲区总裁冷林曾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提到，佩斯北京“致力于建造一种介于博物馆和画廊之间的新空间”。这里面确乎带有某些理想色彩，以及对本地艺术生态有所贡献的自我期许——相比于高古轩、卓纳、里森这些后来在香港或上海开办空间的西方画廊，佩斯对于中国本土艺术家的全力关注和支持显得极不寻常，而北京空间的关闭，似乎在释放某种令人沮丧的信号：在这个城市，艺术行业的活力和人们对它的信心较之十年以前都有所减弱。

事实与经过

沃伦·B·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成为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董事会副主席，靠的可不单是他卓越的艺术品味。在他七亿美元的资产中，有一部分以免税捐赠的方式支持着惠特尼博物馆的展览。那么，这份慷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功事业呢？得益于社会行动者、学生和记者多年来为揭露日常暴力而不懈进行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此或能细数坎德斯的公司Safariland向警察和保安部队（如以色列国防军和纽约市警察局）贩卖警棍、手铐、手枪皮套和防弹衣的生意如何做得风生水起。但我们不妨先从催泪弹说起。

催泪弹是一种化学武器：这种呈雾状的有毒颗粒，能够让粘膜红肿发炎，接触到人体就会激发痛感。皮肤刺痛，喉咙肿胀，眼睛流泪，呼吸困难。这种“不那么致命”的产品不仅能要人命，而且已导致多起死亡，比如去年在加沙，一名八个月大的婴儿Layla al Ghandour在吸入催泪瓦斯之后丧命；今年二月在苏丹喀土穆（Khartoum），62岁高龄的Osman Abubakir因催泪瓦斯窒息身亡；2013年在开罗，警车后车厢装载的37人死于催泪瓦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试用，催泪弹于1925年被禁止用于军事用途。同年，现属Safariland的“联邦实验室”公司（Federal

继“立体主义在亚洲”（2005-2006）、“现实主义在亚洲”（2010-2011）之后，“觉醒”标志着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机构和策展人在协同整合亚洲现当代艺术史上的又一次努力。在2014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为筹备此次展览组织的前期研讨会上，备选主题是“文化反叛”，四年之后，展览成形，关键词变成对抗意味没那么明显的“觉醒”。但当初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并没有太大变化，仍然是要通过构建亚洲内部的比较艺术史，重塑欧美主导下战后艺术的全球叙事。

为此，策展团队特意避开了西方艺术史的现成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展览没有用风格或流派为组织线索，也打破了民族国家和线性时间限制。但与中国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爱好发明新术语不同，“觉醒”的策展团队选择将1960-1990年代这一政治动荡期亚洲各国的艺术实践总结为一种“态度或策略”，强调实验艺术家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艺术对推动变革起到的作用。

“觉醒”在部分意义上也是指艺术家对本土现实有意识的批判和介入，这就必然涉及到艺术与行动主义的关系，以及艺术的社会参与功能。1960-1990年代亚洲各国普遍发生的民主化运动则为上述讨论提供了大背景。在该背景下，与政治行动密切关联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自然是展览的一大主角，例如光州事件之后在韩国兴起的“民众艺术”运动、伴随泰国七十年代学生运动诞生的“泰国艺术家联合阵线”（The United Artists'

也许很难说清，2019年5月末在“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开幕的“2019广州空港双年展”到底算是一场艺术展览、一次城市盛事、一项政策创新，还是一个地产项目的营销手段；也许一个更加便当、毋须纠结的回答是，以上皆是。与许多其他项目类似，在“空港双年展”周围，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参与者与相关方，他们各自寻找着自己的空间，共同构筑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站在外部，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周延的方式去描述它。如同本届“空港双年展”的主题所提示的那样，这确实是一种“极限混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貌，得出不同的感受与判断。

目前看来，如果我们把对空港双年展的评论大致分为两类的话，那么在社会层面，大家关注的多是“空心村”如何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艺术如何让乡村“旧貌换新颜”；在艺术层面，经常看到的关键词则是“艺术介入/赋能”（虽然联合策展人鲁明军也强调了此次双年展与社会参与式艺术惯例的区别）、“空间营造”与“文化融合”。然而，在事件的背后，似乎仍是那个关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有具体的问题都会被搅和在一起，裹挟着所有人共同“向前”，即使他们可能彼此对立、各走一边。

据了解，此次“空港双年展”始自项目所在地广州市人和镇凤和村及其周边配套的城市更新/改造计划。如今，在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三旧’改造阶段”之后，广州的城市更新工作进入了“系统和谐更新”阶段，即“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利益共享为原则，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注重长期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确保产业和项目的有机融合，完善各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

专题讲座“希望的政治学”是Artforum中文网与泰康空间合作的系列活动的第二场，主讲人王钦以鲁迅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乡》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文本细读为观众逐步梳理出一条打破“对于未来的乡愁式想象”，通向未知的“希望”空间的思考线索，也为探讨鲁迅文本在当今时代的生产性意义开辟了新的道路。评议嘉宾桑田和李佳亦从各自实践对发言做出了精彩回应。本文为部分现场记录的整理稿。

王钦：今天的讲座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文本重读或者文本细读的实践，是一个比较老套的文本阅读过程，但是我想借此讲出一点新的东西。正好今年是五四一百周年，我希望我讲完之后大家能够在我关切的问题上有一些共鸣或质疑，那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挑的文本是鲁迅的《故乡》，它入选了小学语文教材，相信大家都读过。如果大家已经忘记《故乡》的情节，我先用几句话复述一下。《故乡》的主人公回到家乡，准备把母亲带去自己现在住的地方，然后遇到了少年闰土，发现两个人没办法对话了。故事结束。

然而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其实很有意思。故乡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这种隔着时间跟空间上巨大的距离，在恶劣的天气下回到自己故乡的叙述，让人感觉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个关于乡愁或怀旧的故事。不过，

“回响”系列是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中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部分。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对新丝路沿线各个重要链接点（城市或地区）的记录考察，持续关注这些地区的美学发展是如何在整个新丝路项目的规划及实施过程中（被）逐渐改变的。这篇文章是她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考察笔记。

浪潮

1988年，萨拉热窝流行乐队“埃尔维斯·库托维奇”（Elvis J Kurtovic）发行了专辑《私有化浪潮下的美好世界》（Magnificent World of Privatization），其中有一首歌叫作《海尔·塞拉西》（Haile Salassie）。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只会跟着旋律哼唱几句，并不了解其产生的语境及更深层的政治含义。海尔·塞拉西一世（1892-1975）是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1974年，埃塞尔比亚的君主专政体制被推翻，塞西拉被囚禁，并于次年去世。这首歌追忆了那段发生在铁托与塞拉西，前南斯拉夫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不结盟”的重要友谊。1952年，埃塞俄比亚成为南斯拉夫在二战后与非洲大陆建交的第一个国家；1954年，海尔·塞拉西一世首度出访南斯拉夫，铁托于次年对埃塞尔比亚进行了回访。1936年至41年间，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同时期的南斯拉夫也在与纳粹法西斯进行着艰苦的抗争。相似的遭遇将两国联系了起来，也成为建交后进一步发展互相往来合作的催化剂。

“我没有想到会那么难，真的希望有人能来——”ruangrupa团体成员Farid Rakun对我说道。

“难？你指的是在这里找到参与者吗？”我问。

Farid 笑着点点头，“但我有信心：当他们坐下聊起天来，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和Serrum受到广州非营利艺术机构黄边站和深港双年展“交通站”项目组的邀请，分别派出成员Farid Rakun和JJ Adibrata，在一年前春寒料峭时来到广州和深圳举办分享会和工作坊。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搭建一个无中心、跨地域的艺术合作网络，同时营造相互联合又彼此激发的伙伴关系是ruangrupa工作的重点，而替代式公共教育活动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这也是为何Farid和JJ初访深圳就以“知识市集”（Pasar Ilmu）——一个知识和教育的交流工作坊来联结陌生的社区。

“知识市集”是以非正式课堂上的知识互补学习为目标的交流活动，参与者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作为货币，在固定的空间内通过相互倾诉和聆听进行“交易”。每场活动历时一小时，分为六个10分钟交流阶段，召集10-20位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交流内容完全由参与者自己决定，但每个人的角色在绝对的“叙述者”和“聆听者”之间转换。于是在深港双年展草埔分展场的一节火车厢里，我们在两条长凳上面对面端坐，使自己进入情境，真诚地看着对面人的眼睛，并支支吾吾的开始介绍自己。一个小时之后，我知道座位对面的初三小姑娘是香港某中学校队女子垒球运动员，感受到了她无法上场时的失落，并成功了解了垒球的比赛规则。

新的空间实验浪潮正在当代艺术、建筑和日常经验的交汇处涌现，北京、上海、广州等“巨型城市”的艺术家将居住在都市飞地的心理和生活现实转化为艺术。虽然在装置艺术这一媒介中，空间处理似乎是意料之中，但中国巨型城市的各种条件促成了一条有趣的进化轨迹。本文将讨论近年发生在北京的三场展览和一个项目，建筑、空间、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及既存的材料或条件在其中均被作为商品处理。此处的空间是从最宽泛的列斐伏尔意义上来理解的——从有机都市到基建空间[1]，以及其中迥异的社会状况。而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动用的方法包括建筑挪用或干涉，将建筑原材料转译为“艺术界”语境，或是与他们周边建造环境直接相关的创造性策略。同时他们共有的一个特征是，尽管使用大量熟悉的材料或场景，最后生成的都是一种去中心化和去方向化的现象学体验。

虽然对空间、建筑或社会语境的艺术性关注并非中国独有，但这里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激励出创造性的策略。利用私人展览空间的灵活性和较为低廉的物料及人工费用，艺术家有机会创造出结构上雄心勃勃的情境，并由此编码出一种嵌入式社会批判的微妙形式。这些同时回应当地情境和全球话语的艺术家都不依赖于传统“中国性”符号，相反，他们选择符合其建筑和社会环境的传统材料，创作出抵制会被消费成“图像事件”或景观的艺术作品。[2]

紧密空间：语言与非

作为“装置艺术”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李佳，见信好：

距离我们初次讨论共情的话题已经过去了整整几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个月期间，似乎又陆续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牵动着我们的情绪，或愤慨或欢愉，此刻大致已全然忘却了。就在开始动笔之前，我决定以信件的语调来表达我曾经的一些感受。我们聊到情绪，也提到一种双向写作的可能；那么是否可以藉由这种私人化的写作，将自己摆渡至那些曾经的时刻？

时间回到1945年的广岛。爆炸后的第一天，我在尚未完全散去的迷雾中醒来，在犹豫了片刻是否还要保持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之后，我最终决定坚持。于是照例写下了今天日记的开头：“新的一天开始，闷热而明亮，空气里闪烁着的树叶，反射出无云天空的微光。” 落笔以后，我总觉得这段天气的描述和往日的有些不同，而这炎热似乎也具有了某种新的意味。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时间跳转到1955年的纽约，我坐在家中的沙发上观看电视里正在直播的越南战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由摄像机镜头日夜不停地目击的战争，我突然感觉到我与死亡之间是那样地贴近，而这种亲密关系又是如此崭新。崭新得就像我面前这台散发着光芒的显示屏幕一样真实而虚幻，虚幻并真实。那么，这算是一场关乎于我的战争么？时间继续推演至2015年的巴黎，在巴塔克兰恐怖袭击当晚，我第一时间向家人报告了平安。时差间隔6个小时，希望他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看到这些腥血的讯息而感到焦虑。随后我尝试入睡，但终究彻夜未眠。第二天，人们缓慢地走上街头，自发地汇集成一纵队列，沉默着缓缓向前。法国媒体并没有选择“国难”或者“国殇”这样的国家话语来描述这场劫难，而是把整场事件定义为“一场针对日常生活的战争”，这也让我这个异乡客有了与其他人并行走在街道上的理由，心中的焦虑也因获得了这感同身受的权利而得以排解。可是，明天我们还会这样并肩行走么？

《艺术论坛》：“忧郁”这个主题在古今中外都被赋予大量的笔墨，很多绘画、文学作品、电影都论述过忧郁或者抑郁这种情绪，它也似乎自古以来一直是和艺术家、知识本子绑定的一种气质，比如说弗洛依德的《哀悼与忧郁》就是文化评论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桑塔格评论历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时候，认为本雅明是一个具有土星光环的人，土星光环也就是忧郁气质，本雅明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再比如说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透露着一种与时代和创作个体都有关的忧郁气息。在今天，抑郁更加普遍了，有时候它听起来像是一种都市症状，城市生活中的节奏和残酷使人容易抑郁，但是它不仅仅如此，在农村，在留守的妇女和老人也有很高的得病率。

我想用三张图片来为此次讨论抛砖引玉。首先是丧茶，因为有喜茶这个网红产品，后来另一个公司出了丧茶。丧茶精确地捕捉到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状态，一种无力感，或者说不满，或者说与外部世界连结的失败。商家把这种社会状态打造成了一种营销的点子，它有一些标语，把你的丧给归结到你的人生的失败或者说你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你长得不够好看、你没有妹子等等。它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但是它并不关心这种情绪对个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是去把它变成一个卖点。第二张图是一个微博帐号的截图，这个微博的名字叫@走饭。这个微博帐号的第一条上面写着“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了。”这是这位女孩发出最后一条消息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我们猜测她可能自杀了。但就是这一条消息下面已经有142万条评论了。大家把一位默默无闻的网友的一条微博当作了一个树洞，你可以看到下面有大量的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在下面倾诉他们的烦恼。这张图想问，忧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没有被看见的问题还是一个已经被得到过分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大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互相倾诉呢？为什么都来到了网上在一个陌生人的微博下面倾诉呢？最后一张图是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照片，他是一个忧郁的艺术家的形象，而这又和他的实践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想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讨论艺术和忧郁之间的关系。

亲爱的乙烯，

那天下午听你说了两个Borges的短篇。在你说了第一个侦探的故事之后，我就想，啊，第二个故事应该就是两个国王与两个迷宫吧。然后你说了。一边很愉快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听讲的空间有了不均匀的陷落：初次听这些故事的人和第一百次复习这些故事的人被震开来，从此分属于不同图层。

且让我们称之为“阿尔戈是尤里西斯的狗”效应。

这个效应只有在讲者讲的内容又深刻又有意思的时候才会出现，没意思的讲者只会让我火大。我在每次脑与脑的对质——不管我面对的是人或是作品——发生前都会全心全意期待“阿尔戈是尤里西斯的狗”效应，但当效应达成使我法喜充满之时却又会在下一秒世界级悲伤。当一个生产者在拆开自己的脑展示给人看的时候，有多少人是看着同盟的战略并对应想着自己的战略，又有多少人只是纯欣赏一个“天才”在高速运转后从耳朵散发滚脑浆的味道？而我们都知道，造物者之懒惰就是在于它尽是造一堆能分辨出“谁不是天才”的人，却吝啬于做一个真的天才来。天才可能不是什么准确的字啦，我的意思是，在这种人身上，时间和经验都作用得非常慷慨，同一单位input的密度和其他人完全没得比，因此在output的时候，他们处理及发话对象每每起手就是一整个叫世界的幅员，一整个叫人类的物种，而这种人对其他人——同代人也好、差了几个世纪也好——的影响就是，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活生生”：觉得自己有可能，觉得自己有可能“有可能”。

永恒之城

Artforum中文网和2018上海双年展合作的“有情绪”系列活动第一场关于“羞耻”的讨论基本上是从社会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出发，比如#MeToo、网约车等，是一种横向的铺陈。第二场我们想把时间线索稍微往回退一点，退到三十八年前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封信。这封署名“潘晓”，原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1980年5月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有关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后来也被称为“潘晓讨论”。但“潘晓”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她的来信是用两封真实的读者来信经过当时编辑精心加工后形成的“虚构”产物。作为体现了历史转折点上价值观更替的一个关键文本，潘晓来信在八九十年代被人反复援引讨论，至今仍有很多学者在追问它的意义。我们选择把焦虑和“潘晓来信”放到一起谈，正是因为感觉到如今大家生活中弥漫的焦虑情绪跟三十八年前的讨论之间有一些若隐若现的联系，希望通过这场讨论，以及各位嘉宾从自身实践出发的阐述，把这个关系理清，或者是让大家对焦虑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以及它在我们社会当中的反映有更清楚的把握。

王钦：“潘晓讨论”的这个文本事实上是一封虚构的读者来信，发表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上。《中国青年》杂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所谓“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脉络里是很有名的一本杂志，它是由共青团中央抓的一个官方杂志，它上面出现这样一封来信，而且发表在1980年这个时间点，是很有意味的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