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亚洲国际都会”。不知在新冠疫情肆虐两年后，还有多少人能自信说出这句官方口号。2022年5月，香港政府终于开始放宽国际旅行限制，艺术界也开始试图回归正常。在由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带动的艺术旺季再临之前，5月中的一个周末进行的两场筹备已久的研讨会——由香港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举办的“解网绕团：再纺东亚展览”回应研讨会，以及由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在后殖民的香港和东南亚”展览研讨会——像是一次预热，宣示着香港重回亚洲，亦或是亚洲重回香港，即使仅仅是在线上。

两场研讨会的题目和关注点乍一看无甚关联，但实际都涉及了同一个深层次问题，即何为亚洲（艺术），香港在其中的角色为何。无独有偶，两场研讨会中同时出现的为数不多的香港个案均包括了香港艺术家李俊峰参与的项目，即“亚际木刻图绘”和“活化厅”，而李俊峰亦是两场研讨会众多讲者中唯一一位本土“香港人”。除此之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对话的对象上，甚至是在语言上（普通话和英语是会议语言），香港做为东道主在两场研讨会中的存在感都很低，但又能神奇地毫无违和感地串连起东亚与东南亚诸多地区。这或许和香港的处境有关。就地理位置而言，香港位于亚洲，设在香港的艺术机构的命名和定位常常强调这一点，如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名称及项目，又如“亚洲首间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M+于开馆前的推广语：“在5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内，我们能抵达世界上一半人口的观众”。就地缘意义而言，香港经历了从远东，到亚洲四小龙，到大中华，再到大湾区的范式转变。这些不同范式在不同群体之间引发的感知和认同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并存的回归叙事与后殖民叙事，使香港有一种地理属性和地缘意义的失调感，

过去几年，我的思绪不断返回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疫苗接种》（Vaccination）。我简直无法把它从脑子里驱赶出去。主要原因可以说相当明显：这个画面可以算是对疫情期间我们持续阅读、谈论和思考的主题最具符号性也最具辨识度的艺术处理。但又不仅仅如此。传统的理解是，壁画艺术是直接的、说教的、陈述性的，而里维拉的作品绝非如此。它的效果令人不安，让你无法逃脱。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这幅画都既有代表性又与众不同，它建立在对该主题既有的描绘上，但同时又将它们推向一种我们在今天都可以感受到的强度、迷惑性以及疯狂的怪异。

《疫苗接种》是里维拉在1932和1933年为底特律艺术学院创作的一系列壁画中的一幅，装饰在博物馆花园庭院的墙壁上。其中尺幅最大的两幅壁画面面相对，占据了中央庭院南北两面墙，最明确地传达了该项目的总体性主题——“底特律工业”（Detroit Industry），描绘了工人在拥挤的汽车工厂车间操作机器的场面。无数的分画面——《疫苗接种》是其中之一——充斥着里维拉将生物和技术、古代和现代、生与死等主题编织在一起的密集宇宙学。在谈到疫苗接种的场景时，里维拉描述了“通过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从一开始就保护孩子的生命免受围绕着人类生命的死亡细菌的侵害……”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总体而言是乐观和庆祝式的。

然而就在里维拉在底特律完成他的大型项目后几天，反对意见滚滚而来，《

演出当天金瓜石大雨大雾，观众席右侧成排红灯笼的其中一盏，不晓得是否因为水气造成短路，像所有电影预告坏事即将发生的典型手法那样噼啪明灭。密集打在劝济堂屋瓦、庙埕的雨滴如同成千上万个巴掌赏在耳膜，老实说难以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了台上用乐器、物件制造出来的所有声响。但也正是难以分辨音场范围的情况，设在庙宇前殿的舞台及观众席被关进了另一种室内，在其中，由话语、歌谣、声音交织的叙事，一方面期待着望周知，另一方面则维持秘而不宣。之所以会有这种双面性，除了因为《明白歌｜走唱白色记忆：未竟的故人事与未来歌》（以下简称《明白歌》）谈的是不可说的白色恐怖时期记忆，更是因为着重的是更不可说的部分：以1950年代地下党为主的案例，明确标识出反抗者及其面对的现实的案例，并非委托方期待的“冤假错”案例。

“白色恐怖”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现今多被用来指称政权统治者透过国家机器直接暴力的手段，来打压、摧毁政治抗争者的行为。台湾的白色恐怖，主要指涵盖自1949年戒严，至1991年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及修正《刑法》第100条之间，超过40年的国民党威权独裁统治时期。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涉及的政治类型包含四种：涉共案件、台独案件、民主运动案件及言论案件，1950年代以涉共案件为主，有些是牵涉到“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有些则是因为思想（如组织或参与读书会）入狱，1960年代后，台独案件才逐渐增加。正因政治抗争者有着差异极大的意识形态，再加上如何理解此时期也与当下台湾的政治现实紧密连动，白色恐怖成为具有歧义的名词，所有对此的当代诠释也都同时呈现了诠释者本身的政治立场。

星期四，2月24日（第一天）：开端

今天早起就看到八个未接来电，是我父母和朋友们。起初我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父母联系不到我才找了我的朋友们。然后我的思绪飘向了另外一种方向，也许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基辅市中心出现了什么需要向周围朋友预警的危险。我感到一阵让人发抖的不安。我给我表妹打了电话，她美好的声音总是可以安抚我，勇敢又理性。她只是简单地说：基辅被轰炸了。战争开始了。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开端。当我想象开端的时候，我想象的是一条线穿越了一个纯白的空间。眼睛可以观察到这个动作线路的简单性——它一定始于某处又终止于某处。但是我从来没想象过一场战争的开端。奇怪。2014年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爆发时我就在顿巴斯。我从那时起就进入了战争，进入了一个雾蒙蒙的、不清晰的暴力地带。我仍然记得我在一场巨大灾难中作为旁观者的剧烈罪恶感，一个可以随意走开的旁观者，因为我的生活在其他地方。

战争已经在那里，一个侵入者，一种奇怪的、陌生的、疯狂的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地在彼时彼地发生了。那时候，我一直在问在顿巴斯的人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总是得到不同的答案。

这场始于顿巴斯的战争的开端对于基辅人来说是最类似神话的瞬间，恰恰是因为人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事件是如何孕育出来的。2014年的时候，基辅人说：“顿巴斯的人，这些跟普京一个鼻孔出气的乌克兰人，把战争请到了我们国家。”这个传言中的“邀请”在一定时间里被人们当作了这场感觉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的一种解释。

“在我们的身边既有神圣的典礼也有邪恶的仪式。我相信，我们生活并行走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洞穴，有阴影，也有生活在微光之中的居民。人类有可能沿循进化的轨迹逐渐倒退。我相信，有种令人畏惧的传说还未死去。”——亚瑟·梅琴[1]  

经历墓穴中的厮杀与逃亡，推开厚重的石质大门，站在宁姆格褔（Limgrave）引导之始的赐福点，初入交界地（Lands Between）的玩家们仰头北望参天巨木黄金树，有多少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这段旅程的目的是将其付之一炬？

从2月25日《艾尔登法环》发售至今，这款来自FromSoftware公司的第三人称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火遍全球。游戏在以往箱庭游戏精巧机关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开放世界，玩家可以期待一个更大的世界规模，并在其中自由探索。它还突出了大量角色扮演元素，在FS社的设计要素融入了以《龙与地下城》为起点的角色扮演游戏的谱系，如宫崎英高所言，玩家可以选取“各种各样的武器、魔法，用适合你的策略与敌人交战”。

奇幻文学作家乔治·马丁（George R. R.

上个月，我的外婆去世了。她前不久刚被诊断出结肠癌晚期；他们决定不做治疗。因为疫情，我无法前去探望——就连申请了关键目的签证去新西兰的我妈都没能赶上见她最后一面。我妈通知了我外婆去世的时间；告诉我她已经被火化，以及，她走得很平静。我记得我内心几乎没有任何波澜，平静到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我原来这么冷酷无情吗？

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是2018年，在奥克兰，外公去世之后她就搬去了那里居住；每天除了跟其他中国退休老人聊天，就是试图干涉我舅舅的生活再被舅舅嫌弃。有一天，我妈，她，还有我一起坐船去了一座小岛，岛上到处是葡萄园和帆船。回来之后，我才从谷歌上搜到小岛的名字——激流岛（Waiheke Island）——顾城最后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他用斧头杀害了准备离他而去的妻子，最后自缢身亡。

谢烨曾经抱怨过的不毛之地，她曾经竭尽全力满足丈夫各种突发奇想的这座脏乱而闭塞的小岛如今已变成海滨度假区。我兴奋地将这个发现告诉外婆。

顾城是谁？她问。

就是顾城啊，我说。《一代人》，没听过？我背诵了那首著名的诗歌。

我的外婆——这位曾经是党干部、如今唯一要求我们带给她的礼物就是新版《新华字典》的老太太皱起了眉头，看着我。那是诗歌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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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diaspora）这个词让我无比厌烦。我厌烦读到亚裔美国人关于小时候午餐被同学取笑的抱怨；厌烦听到他们说起自己如何不情愿地被安上一个白人的名字；厌烦听到他们的乡愁（nostalgia）；nostos，意为“回家”，algos，意为“痛苦”。

为何要学习藏文和阿拉伯文，也许可以通过对一段时间的安排来理解：过去的两个半月左右，我尝试同时在一个周五的早上，两种语言课仅隔两小时的间隙时间，来安排学习。对于时间的亲近和亲密，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拉拢，而这样的拉拢行为，发生在记忆力和学习能力都与孩童时不能相较的阶段。我能感受到的是身体里发出的驱动力，舌尖和辨识神经充斥着各自的熟记。投入学习的机缘充满了孩童式的勇敢无知，在这个无知中，包含了各种遗忘：我忘记了我应当仅仅是“汉族”，我忘记了当代国家建立的标准和手法，我忘记了家里花钱让我学到观看世界的且具有唯一性的后殖民批判眼光，我忘记了各档综艺里群众能达成共识的民族代表和荣誉，我忘记了一个国家熟练地在媒体里使用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我忘记了属于我父母和属于他们父母的遗忘，我忘记了时间与历史对于祖先知识和文化的混淆和制作，我忘记了我已经掌握了两门“实用”的语言，也忘记了语言在经济社会中如何被定义它的“功能性”，我甚至忘记了学习一门语言需要的时间和越走越艰难的上坡路。我学习的初衷便是忘记这些我已学会的知识，因为它们应当被质疑。去学对我而言是新、却一直存在的知识，也更因为愿意去接受另一些充满可能性的现实，我意在学习这些早已存在的可能性。

不同社会领域的语境中，对于“学习”与所拥有的“一生”的时间概念，都有各自在一定程度上能将“学习”和“一生”平衡的认识。若不涉及领域里边包含的权力的系统与运作

2021年，NFT跃升成为全球年度搜索热词，而NFT艺术也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传统艺术圈内闻所未闻的加密艺术家如Beeple、Pak等，一夜之间拍出比毕加索还贵的天价。艺术品也许是这个世界上价值系统最为神秘的非物质文化产品之一。NFT的出现，神秘的艺术交易黑盒子被打开了，NFT的收藏过程是公开的，创作者、藏家、交易记录和价格被清楚和永续地记录在区块链上；其次，NFT可以用智能合约来架构和发行，其分配机制、资金的流动都是公开透明有迹可循的（起码在线上可以实现），这种方式打破了过往艺术只属于少数的精英阶级的游戏规则，只要作品有了支持者，由智能合约所推出和销售的NFT作品就可以为参与者所付出的工作量提供证明。

我第一次接触NFT（non 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这个词是在2020年8月。我在做“传送门”的播客时采访了从事区块链研究的嘉宾薄然，本来是期待和他谈加密艺术、区块链与当代艺术的之间的可能性，但他很兴奋地分享了这个新的区块链应用。为了指出NFT作为具有唯一性的数字证书的本质，他用了“通证”而不是“代币”一词来翻译token。在薄然看来，越来越多的数字创作者可以运用这种技术自由地交易作品，而美术馆/机构也可以发行这样的通证作为将来数字美术馆建设中观众管理的方式。让我深受震撼的一点在于，NFT的发明让任何的想法、甚至情感都有了一种被量化的可能性，可以被量化也就意味交易和流通获得了衡量标准，在传统艺术市场中那些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创作者，尤其是那些为艺术群体默默工作的个人自由职业者，在NFT技术的发展之下，其不可见的劳动和想法都能得到公开透明的价值衡量方式，甚至是实际的经济回馈。再者，时间作为衡量劳动和工作量的唯一计量单位似乎失去了主角的地位，NFT是否也可以成为抵抗资本主义下对劳动和情感异化的有力工具？NFT在何种层面能真正为当代艺术创作者和艺术工作群体赋能呢？

“传说里有神仙三股水，雁门沟、文镇沟、七盘沟三条溪流。三条溪在当地被称为三姐妹。二姐雁门沟的脾气最不好。电站、沙场、地震来了以后，雁门沟易怒暴躁。我和大师兄第一次来给二姐雁门沟跳祭祀羊皮鼓舞。”——与释比1合作

黑颈鹤叔叔

笑一笑

满足吧

乐一乐

好好享受

拜三拜

明年（从南方回来的时候）

请给我带一把珊瑚

我会给你一把人参果

——给黑颈鹤唱歌（草原牧区的古老歌谣，藏文翻译：银春、周雨霏）

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些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种种事件、故事，实际上与万物的世界相连。如同黑颈鹤这种跨境物种——每一年，它们从若尔盖等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地区的沼泽地出发，飞往云贵高原北部及滇西北地区、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等海拔相对较低的沼泽地越冬，春季时折返，任何一个栖息地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给它们的迁徙造成巨大伤害2——灾难也是跨境的问题，不存在全然归属于某时某地的灾难。而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危机，冰川融化，草原沙化，生物多样性大规模减少，疫情等这些频繁突降的人类纪生态灾难，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有的生态知识与灾难经验已经变得越发无用。

“图像不仅仅是感知的产物。 它是个人或集体知识及意图的结果。”

 ——汉斯·贝尔廷

看到这张图时我们都傻了。它被刊印在一份西班牙的报纸上，由一幅构图简明的单格插画与手写字体组成。画面中描绘了一群正在渡船前往欧洲的病毒们，这些拟人化的病毒除了带有刻板种族特征之外，他们所乘坐的木船也被标註了南非国旗以及Omicron字样。作者巧妙地将疫情与难民议题搓合在一起，可以说精准反映了当前某种紊乱的精神症候。这是在南非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的四天之后，一位来自南非的友人向我展示了这幅插画，并且感慨地说，你瞧，在欧洲人眼中，亚洲人不再是唯一在象征意义上的病毒带原者了。

的确，和去年相比，近期西方的报章媒体将病毒与亚洲人并置的热情似乎减少许多。还记得2020年初，德国《明镜周刊》曾以一位带着防毒面具的亚洲人形象配上斗大的标题“新冠病毒—中国制造”掀起议论。 在当时弥漫全球的恐惧氛围下，不论实际国籍为何，凡是带有亚裔脸孔的人都与病疫划上了等号。同一时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甚至直接写明“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下方则附上一名中国女性独自站立在空荡荡的车站相片。老实说，这是我首次在当代公众媒体见到那声名狼藉的“东亚病夫”四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此名号仅作为李小龙或是周星驰电影桥段为我熟知。

东亚和病夫扯上边，可以追溯到

多年来，关怀与生态缠绕（ecological entanglement）的问题一直在艺术界话语中占据重要位置，但随着疫情迫使全球对关系及价值进行重新认知，这个问题也似乎变得愈加紧迫了起来。由斯特凡妮·黑斯勒（Stefanie Hessler）、毛德·约翰逊（Maude Johnson）和希玛利·辛格·索恩（Himali Singh Soin）联合策划的第17届Momenta图像双年展（Momenta Biennale de l’Image）意图用艺术来弥合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的鸿沟，也由此展开对感知自然界以及被自然界所感知的影响的讨论。很显然，这个主题是关于如何体验超越摄影再现的“自然”（该双年展此前的名字为“摄影之月”[Mois de la Photo]，更侧重在摄影领域），而展览中最有力度的项目是在画廊系统之外通过体现管理原则来处理水资源和土地问题的实践。无论是在加拿大国内还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原住民艺术家都在引领这些议题——物种关系、流动生态、基于土地的学习，以及技术与每一个领域的交叉——而策展选择也体现了这一点。

在大图书馆（Grande bibliothèque，BAnQ)的场地，艺术家和民族植物学家威斯（T’uy't'tanat-Cease Wyss）与合作者希沃贝尔（Silverbear）以及乔斯·特朗布莱（Joce TwoCrows Mashkikii Bimosewin

展览题为“纵使黑暗，我仍歌唱”（Though It’s Dark, Still I Sing）。纵使疫情肆虐，国家濒临崩溃，我们仍然设法庆祝。没有什么比这幅图景更反乌托邦了：万众期待的第34届圣保罗双年展VIP开幕日这天，艺术界的精英们排成了一条长队，挨个儿等待着接受Covid-19测试。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的这座现代主义展馆位于城中最大的公园内，每次有一位排队人士通过了测试进入室内，门上的电子屏幕就响一下并且变亮一分。这感觉就像搭乘宇宙飞船降落在另一个世界，远离了日常的混乱和破灭——在博索纳罗的巴西，早在疫情来袭前这就已是常态。

实际上，此次展览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它以一种清新和出人意料的方式精确反映了我们无时不刻不在见证的恐怖。这是我作为这个越发陌生、越发暴力的国家中一位疲惫的公民的肺腑之言。将我们面临的处境称为灾难都像是在粉饰太平。在巴西利亚——我们的首都，那里的规划也出自尼迈耶之手，如同这个在过去70年里一直在承办双年展的场馆——发号施令的那位暴君下定决心把摧毁一切艺术、文化和其他与文明相关的事物定为国策。这届充满野心的双年展能够实现堪称奇迹。不过开幕人群蕴含的活力清晰可感，证明了被我们称为艺术的那股力量在种种艰困中依然顽强。

但也并非毫发无伤。深受瘟疫与独裁之苦的巴西艺术身上布满了血迹和淤青。这次展览上的所有作品看起来都像是从滚滚烟尘中走出